研究者关注起跑线“内卷”：新生代妈妈面临的教育焦虑程度更深

“教育焦虑的普遍性意味着各个阶层都存在，但是相比其他群体来说，新生代妈妈群体所面临的教育焦虑程度更深、范围更广、期限更长，从学龄前教育到未来的高考。可以说教育焦虑从子女呱呱坠地那一刻便产生了，在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一位新生代妈妈之外，也传递给了下一代，同时也在社会层面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日前，刊发在《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8期的文章《“起跑线”的内卷：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重点关注中国城市新生代妈妈这个群体，探究“起跑线”的内卷产生的社会表征、影响、成因及其后果。研究发现，资本的扩张、中产阶层的地位维系、科学话语下养育方式和线上与线下的社群互动等因素均在不同层面上制造了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鄂翌婷、杨建科、张骏，他们选取了28名访谈对象进行研究，对象包括职场妈妈、全职妈妈、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幼儿园班主任老师，年龄为27~36岁。

“起跑线的内卷加重了新生代妈妈的母职实践强度，弱化了女性的职业追求。”文章称，家庭分工和母亲的角色使得新生代妈妈成为孩子具体任务责无旁贷的规划者和监督者、实施者。尽管父亲也主动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但是母亲在各类教育场域中处于总指挥的地位。在学校教育中，关注孩子的成绩;在家庭教育中，辅导作业和主动寻求各类课外活动;在校外培训机构中，对比哪个兴趣班更合适自己的孩子。这些忙碌身影的背后无不暗示着新生代妈妈群体的教育焦虑已超过了其他社会群体。受访中的不少妈妈表示，为了子女的抚养而不得不放弃自己职业发展前途，全身心地倾注于孩子的教育。

为何说新生代妈妈群体所面临的教育焦虑程度更深?

作者指出，各类培训机构将新生代妈妈视为目标消费群体，以数字化精准定位的营销手段逐级加码并放大她们的教育焦虑。另一方面，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和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如何能让自己的子女维持现有的阶层地位，避免向下层社会流动或地位不滑坡成为新生代妈妈的头等大事。多数新生代妈妈通过自身的努力晋升为城市中层阶级的经历让她们更为关注子代的教育。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运的经历让她们对子代怀有较高的教育期望。

文章还提到，竞争性的教育机制强化了阶层地位的代际传递效应，子代社会地位滑坡的担忧转移到新生代妈妈们之间的攀比。如果说“拼爹”更多指的是拼财富和社会关系，那么“拼妈”意味着妈妈们不仅要承担起对子女的照顾，更要成为“导师型妈妈”“全能型妈妈”，进而帮助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获得优势。“拼妈”成为阶层流动的竞争。幼儿园作为孩子跨入社会生活的第一步，在妈妈们的眼里更是“学历竞赛”的起点。

与此同时，科学话语下的养育方式催化了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代际养育观的冲突同样助推了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等。另外，线上的社群互动放大了群体成员的教育焦虑，线下互动引发的社会比较在焦虑感染上也扮演了相同的效果。

在文章作者看来，新生代妈妈一方面受到传统社会分工角色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现代女性独立平等价值观的冲击。女性在母职实践的规训下无私奉献着，不自觉地维护了既有的两性分工格局，维系或强化了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无论是在家全职或是“职场女性—母亲”双重角色的新生代妈妈，都在家庭和事业的付出中透支了个体的时间和精力，女性的自我价值被逐渐弱化或消解，全职妈妈们如果因为子女而放弃发展前途，那么儿女教育的失败则会增强母亲的负罪感。类似的，肩负双重角色的新生代妈妈如果不能很好地平衡子女的学业和自己的事业，也会引发内心的冲突。这两种情况都将教育焦虑作为母职的特定符号贯穿于其个体认知和实践中，并将其不断内化成为母职实践的自我道德和责任感，对女性的主体性造成了挤压。

文章最后呼吁，新生代妈妈的教育焦虑打破了儿童成长进程中的规律性、次序性与自主性，子女从出生就被迫面对各种阶段错位的学习压力，压抑了自由和玩乐的天性。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回归教育的本真，就是要从根本上释放孩子的天性，把教育活动看作人的自我价值实现，而不是整齐划一的工具。妈妈们要为子女留一些选择空间和成长空间，将子女的身心健康、能力培养、素养培育等作为家庭教育的重点，不要把自己未能实现的教育期望转移到子女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