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五箱国宝 他在四川的山洞躲了10年 出来家都散了

《炮火下的国宝》是一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佳作遗珠，

2020年11月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

获得100%好评，有人说自己“边看边哭”。

片子讲的是抗战期间，

普通中国人拼死为国护宝的故事。

其中一位山东大汉李义贵原本是黄包车夫，

为了守护五箱古籍文物抛妻弃子，一去千里，

在四川的山洞里躲了十年，

出来家都散了。

制片人刘鸿彦介绍，

片中的国宝大量都是珍稀版本的古籍，

却在炮火下岌岌可危。

这个时候很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

“不要小看这些普通人，

危难关头是他们及时站了出来，

拯救了这些宝贝，

也延续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命脉”，刘鸿彦说。

一条采访了《炮火下的国宝》制片人刘鸿彦和总导演杜兴，

聊起了这段隐秘历史背后的种种故事。

自述 | 杜兴

撰文 | 鲁雨涵 责编 石鸣

《炮火下的国宝》，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书怎么办?

整部纪录片中最让我触动的就是，守护这些书的人，很大一部分都是默默无闻的图书馆职员，普通的工友，甚至是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普通群众。

护送齐鲁古籍文物南迁的三个人(从左到右)：王献唐、屈万里、李义贵

有一个叫李义贵的山东大汉，早年是拉黄包车的。后来变成了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的一个私人秘书，帮着他打理馆务，做一些体力活。

1937年，他奉王献唐之命，护送上万件古籍珍本、商周青铜器、名家字画、秦汉砖瓦等文物离开济南，转移到后方。

一路迁徙，非常艰辛。求爷爷告奶奶，从山东到武汉，又到宜昌，然后到重庆万县，最后终于在乐山才安定下来，走了7000多里路。

但是幸亏迁徙了，转移途中传来消息，山东图书馆被战火焚毁，损失图书二十多万册。只有这5箱馆藏精华幸运逃过一劫。

李义贵走的时候，他的老婆孩子都不知道，刚出生的儿子还不到一岁。1937年走的，1950年才回来。

那时候抗战早就胜利了，新中国都成立了，但没有人告诉他你应该回来。等于从1940年开始，他一个人在四川乐山守着那五箱书，守了整整十年。

当地人告诉我们，他们老碰见这个人，还以为是北方某个地主家帮忙看守财产的一个下人，谁都不知道，他其实是在替山东省立图书馆看护国宝。

那个时候他必须伪装，不能张扬，因为他守着的很多书都是黄金页，还有一些金石文物，万一被偷了呢?

他是山东人，不懂四川话，语言不通，又不能吃辣。内战期间，当地物价飞涨，他经常跟省里面失去联系，只能靠去江边搬运、清洗泥污、摆地摊来赚生活费。即便是这样，他也没有动过变卖藏品的念头。

1950年回家之后，因为长期杳无音讯，儿子对他几乎没有感情，甚至有点埋怨他，对他非常冷漠。

我们去乐山的时候，特意去找了他藏身的山洞。去了那个现场，你会觉得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寺庙里面还是香火缭绕的，各种各样诵经的声音，你能感受到，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外乡人，告别自己的妻子儿女，跑到这个地方来，一米八几的人，就委身在这么一个黑暗逼仄的山洞里，一呆十年，真是太难了。可为了护宝，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李义贵的外孙女也和我们一起去了当地，在采访的时候她就哭了。她哭并不是因为她觉得外祖父有多么了不起，而是她觉得那个山洞太黑了。

她想到外祖父白天在外面干活，晚上回到那个地方连电灯都没有，一个人过了十几年，她觉得很心疼。这是她作为一个亲人的真实的感动。

很有意思的是，她现在就在山东博物馆当讲解员。她外祖父当年守护的这批国宝，有一部分现在就在博物馆里面，她就负责和来参观的人讲解。她的身份也让她跟这些国宝，产生了不一样的联系，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延续。

两年间重建了一个国家级图书馆

我们今天为什么还会知道两千年前孔子、孟子说了什么，就是因为有书。古籍界经常会讲一个概念叫“孤本”，意思就是如果这本书没了，书上记载的东西也就永远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们现在还会听到考古界的新闻，比如从地下挖出了一些竹简，大家欢呼雀跃，因为竹简上记载的东西，可能对我们之前的文化历史有重要的补充和修正。书的价值也是一样。

从古至今，战争对书的毁坏是最大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二战，对于中国人来说，最熟悉的部分就是抗战。

战争中，敌人最想掠夺和攻击的目标之一，也是书。1932年，位于上海的东方图书馆——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图书馆——以及隔壁的商务印书馆，就被有针对性地炸毁了。

1938年后，整个江南地区都失守了，当时盛传日本人要来杭州文澜阁抢《四库全书》。当年，乾隆一共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其中文澜阁《四库全书》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毁坏，后来经过浙江文化界三次补抄，基本上恢复了原貌，也被视为是江南地区文脉延续的象征。

还有《赵城金藏》，是1930年代才发现的一部金代的大藏经，当时消息轰动世界，也差点落入日本人手中。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八路军果断决定紧急抢救，可以说是虎口拔牙，把它保护下来了，现在是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

郑振铎说过一句话，“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奇耻大辱，百世莫涤。”

1940年，以他为核心，上海一批文化界名人秘密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

这个组织不计时间、金钱的代价，致力于搜集江南一带因战火而流落民间的古籍文献，两年间在上海收购了3800多种珍贵古籍，相当于重建了一个国家级图书馆。

大家都知道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知道抗战期间很多学校、政府、兵工厂搬到了重庆和昆明，甚至听说过南京的一些科研机构，赶着一群种猪、种鸡过三峡。

这些古籍的迁徙路线，其实跟故宫文物、学校、政府机关和鸡鸭鹅是一样的，甚至有可能在同一条船上。这些故事，我们都拍下来了。

为了拍这个纪录片，我们前前后后拜访过50多家机构：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有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

我们采访了上百人。有图书馆、文物以及抗战史的权威专家，也有亲历者、知情者以及当事者的后人。

片子里面提到的所有珍贵古籍，我们也尽量找到它们进行实地拍摄，这么大规模地让抗战时期保护的国宝古籍集中亮相，应该也是第一次。

史上最大胆的抢救计划

12年前，我在一本台湾杂志上看到一篇回忆录，提到在抗战期间，中国大陆有200多箱书，都是有史以来最珍贵的收藏，被寄存到美国去避难。战争结束后被运到台湾，至今还在台北故宫的地库里。

看完这篇文章我非常震惊，这段历史很少有人知道。

这批书来自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就是后来的国家图书馆。它的馆藏大部分来自内阁大库，其实就是皇家藏书，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下来的。

此外还有敦煌卷子，还有很多甲骨文，都是当时非常有名望的一些学人——蔡元培、胡适、梁启超、鲁迅等等，齐心协力征集来的。

1934年左右，全国的图书馆系统就开始着手准备抗战了。1935年，大家都觉得，万一和日本人打起来了怎么办?于是开始北平图书馆馆藏的转移工作，优中选优，选了一些最精华的古籍，送到北京和天津几个英美背景银行的金库里面。

后来形势紧张了，觉得还是不行，就往南方转移，放到上海法租界里面。结果1940年以后，发现法租界也不安全，日本人也在里面横冲直撞。所以他们就觉得要找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来放这批书，最后找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

当时胡适是中国驻美国大使，他亲自拜访了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希望他们可以帮忙寄存这批书。

美国也提出了自己的接收条件，就是允许他们复制一套胶卷。正好北平图书馆一直希望可以影印书本内容，限于技术和经费的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正好这个契机，最后协议结果就是美国人复制两套，给我们一套。

“送到哪里”解决了，“怎么送”成了问题。整个太平洋都是日本的天下，美国政府不愿出面，国民政府又有心无力，只能靠私人力量来解决。

我当年看到的那篇回忆录，说的就是这个故事;回忆录的作者，就是亲手把这批宝贝送出海关的钱存训先生。

当时钱存训是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的一个职员，他的老婆有一个老乡，一个张姓的小伙子，正好在海关当检查员。钱存训就每周趁他上班的那天，偷偷用小独轮车拉几箱书，假装是新书运出去。

蚂蚁搬家，用了将近两个月时间，才把200箱古籍送出海关。没想到，刚送上商船没几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商船从此杳无音信。所有人都非常沮丧，觉得自己可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没想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钱存训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这批来自中国最珍贵的书安全抵达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人都震惊了。因为这个船的确被日本人劫掠走了，还帮日本人运了兵，但是为什么那批书没有被日本人发现，至今没有人知道。

总而言之，这批书神奇地抵达了大洋彼岸。里面有敦煌卷子，甲骨文、金石碑帖，还有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

1965年，这批漂泊海外长达24年的精华古籍善本被运抵中国台湾。

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副馆长曾经告诉我，1990年代，他和几个国图研究员在台北亲眼看到了这批书，还看到了上面的题签，就是赵万里先生写的(赵万里是国家图书馆非常重要的一位文献学家)，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杜甫和陆游，跟着我们一起去逃荒

当时很多古籍在转移时，明明都是无价之宝，却只有两三个人护送。

很多参与文献抢救的人，抗战胜利之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为了图书馆事业或者学术界奉献了一生。

像山东省图书馆编藏部主任屈万里，护书时还是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写日记说好几次想逃跑，觉得这样为了几箱书东躲西藏没意思，想上前线打游击。

后来，他担任了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和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成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大学者。

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因为牵挂被运到美国的国宝，主动申请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了这批书的监护人，直到他过世。

还有一些很普通的人，用非常乐观的态度面对抗战劫难。比如清华大学一个图书馆职员马文珍，喜欢在运书的时候写打油诗。

那个时候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书要跟着学校一起转移，朱自清是馆长，带着大家把书装箱。马文珍写了一首《装箱歌》，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这是前辈人智慧的遗产，我们应当郑重的保藏，把它们寄到幸福的遥远，把它们寄到安全的地方，快点装，慢点装，又是一箱。”

到了昆明之后，大家把箱子打开，马文珍又写了一首《开箱歌》：“丁丁当，丁丁当，大家一齐来开箱，拿刷子刷刷书面的霉呀，让陈死的微尘因风扬。”

战争是劫难，但他用一种很戏谑的方式去面对：没问题，我们把书擦一擦，放到架子上，又可以开展教学研究了。

西南联大的学者们能做出那么好的研究，与这些书的成功南迁是分不开的。

当年参与运书的一位图书馆馆员名叫唐贯方，我们采访到了他的儿子唐绍明先生。他有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他说这些书得留着，得护着，“土地可以丢失，文脉不能断，中国还要复兴，还有人才，需要这些东西。”这就是当年以唐贯方为代表的一代图书馆员内心的真实想法。

山东省图书馆的那批书，运到乐山之后，王献唐还是觉得不放心，决定要把书从城区再次转移到郊区的寺庙里。果然，转移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乐山大轰炸。

王献唐在日记里描述，他站在乐山大佛旁边，看到城里面火光一片，他第一次目睹这么惨痛的轰炸，一方面深感惋惜，另一方面也很庆幸，幸好自己把书转移走了。

我们在乐山的时候，正好碰见当地纪念“乐山大轰炸”的周年活动，当时全城警报响起来，那种感觉是非常直接的。我们就可以理解，当年王献唐对这批书劫后余生的庆幸。

《开箱歌》里面唱， “箱子里放着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其实《炮火下的国宝》说的就是杜甫和陆游逃荒的故事。

纵观中国整个历史，这些古籍善本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逃荒中流传下来的。我们的文脉也是这样被继承下来的。

当时的中国很厉害：井然有序，不慌不张

前年，我参加一次会议，碰见台北故宫的一个年轻的研究员，他负责协助展览。我听他讲，每次要展览一些珍贵古籍，像《周礼》，或者杜甫、陆游的珍贵版本的书，他就负责把哪一页摊开，让大家看。他为此非常自豪。

我曾经近距离看到过王国维的手稿，他在《人间词话》里面写过人生的三重境界，最后一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那一页。

它是立体的，它是物理的，是一个可触摸，甚至有气味的东西，这就是书本有魅力的地方。

我觉得尽管科技发展到今天，书还是会有它的作用。它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载体，不仅是中国的遗产，也是全世界的文化遗产。我们亲眼、近距离地看实物，和通过手机读陆游和杜甫的诗，是完全不一样的。

拍这个片子，最让我感慨的，是那些普通的中国人。

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记录，经常发现这样的描述：“一件不少”。

书是很容易一件变成两件的，或者丢失，还有很多书本来就是残本，但是所有这些珍贵古籍，在运送的途中都是“一件不少”。

船靠岸了，村民帮忙把书运到岸上。听说日本人要来抢书，大家一起把书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书掉了河里面去了，周围的群众自发下水打捞。

这真的太难得了，特别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信守然诺，有始有终，普通人身上的这种侠义精神和正义感，丝毫不亚于文化人舍身取义的文化自觉。

唐绍明先生，他讲他的父亲唐贯方非常朴实，当时就是清华图书馆一个非常普通的馆员，护送书先到了宜昌。那时候宜昌有点像敦刻尔克大撤退，北方南方所有的物资、人马都挤到那里去，为什么挤到那里?因为三峡航运的能力有限，要换到小船上，怎么办?只能等。

他们在宜昌等了两个多月。他说他父亲就想方设法保护书，晚上一个人打着手电筒巡守。

当年抢救、转运留下的档案都非常丰富，也特别细致。每一笔拨款多少钱都有电报留档，数字细致到了零头。

我们现在想起抗战，想起兵荒马乱，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惶恐，甚至恐惧，会觉得那人怎么活?

但你会发现，其实人们还是有秩序的，一方面是当时的很多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还依然存在，很多东西是保持流通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所有东西都崩溃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人心的秩序。每个人心里面知道他们该干什么，各司其职，内心的职责感很强。来了什么事都不慌，我们稳住。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是超越了时空的。

尤其是今年以来，可能大家感受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多。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焦虑，这个片子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