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疾控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全世界第二阶段抗疫胜利会首先属于中国

12月23日，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中心独家学术支持，搜狐网、搜狐健康主办的“2020搜狐健康论坛”在北京搜狐媒体大厦隆重启幕。论坛聚焦“疫情常态下的健康价值传播”，近20位嘉宾从价值公卫、价值医疗、价值医药链接三方面诠释了大会主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出席论坛并作《公共卫生与政府领导力》演讲。曾光表示，公共卫生是捍卫和促进公众健康的事业，公共卫生专家有三个工作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层次，即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做疫情研判;第二个层次是要攻坚克难，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是要在关键时刻提出公共卫生对策和建议。

从2003年应对SARS到2020年抗击新冠疫情，曾光回顾了中国举国体制防控传染病大流行的经验。他认为，面对疫情，只要科学家与决策者能够进行有效互动，科学的齿轮带动权力的齿轮一转动，情况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我们国家为什么能够比西方国家做得好?关键是科学受到尊重，科学家受到尊重，而且我们的决策者非常睿智，能够及时采纳建议，执行非常坚决果断，把中国的体制优势发挥得非常彻底。”曾光说。

当前，我们已经结束了与新冠斗争的第一战疫，即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与新冠病毒做斗争。第二战疫是从现在开始，从疫苗接种，到人类获得免疫，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曾光认为，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因为中国有双重优势，第一个优势是举国体制，第二个优势是中国疫苗走在世界前面。“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不麻痹大意，那么全世界第二阶段抗疫的胜利首先是属于中国的。”

谢谢搜狐健康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来谈公共卫生与政府领导力。

这样的题目很少出现，大家对公共卫生的理解往往都是表面的。什么是公共卫生?好像一般人认为，公共卫生就是传染病来了以后搞搞现场调查，实际上，公共卫生的含义非常广泛。

公共卫生是捍卫和促进公众健康的事业，公共卫生专家所做的事情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最基本的，就是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做疫情研判。例如新冠病毒来了，公共卫生专家最早到现场采样和调查，研判形势。

第二个层次，公共卫生专家要攻坚克难。被称为“天津福尔摩斯”的张颖女士是我的学生，她是我们培养的现场流行病学的三期毕业生，她的工作高一个档次，别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她要解决。她的工作相当于医学侦探，在大家都迷茫恍惚，对传播来源不清楚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专家突击解决问题。

另外还有第三个层次，也是公共卫生专家最高的层次，就是要在关键时刻提出公共卫生对策和建议。

大家对这个(第三个层次)可能不太清楚，我自己感觉颇深。我从事医学工作55年，公共卫生工作40年了，做了十几年的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经历大大小小很多战疫，从SARS开始，我们就开始“打大仗”了。

SARS一开始在广东，后来主战场变成北京。当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感染相当严重，大家知道人民医院是我们国家非常优秀的医院，知名度很高的医院。这个医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跟卫生部对门，但恰恰成为了全国医院中感染最严重的医院。

当时我是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的顾问，我们就请战，因为首席专家就应该出现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我们到人民医院深入病房进行现场考察，发现情况确实惨不忍睹，因为这是一家没有准备好的医院，却不得不接收SARS病人。当时医院住满了病人，病房之外找病房，难度之大，甚至锅炉房、洗衣房都变成了病房。医生含着眼泪说，第一次看到政府派人，进入我们的病房，他们告诉我：“我正在发热，很可能已经感染了。”“我现在还在执行任务，一下班就是病人。”

考察过程中发现，医院感染非常严重，因此大胆提出这个国内外知名的三甲医院必须封院。这只是专家提议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建议被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立即采纳。他们关心的是一个问题：病人怎么办?我们当时提出建议，将病人向远郊区转移，因此小汤山医院得以建立。

这一战疫成了北京战疫的转折点。这就是公卫专家和决策者、和政府的互动，也就是说，如果科学的齿轮能够带动权力的齿轮，一转动，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这次我有幸以一个退休公共卫生人员的身份，被国家卫健委邀请，参加高级别专家组到武汉考察。事情过去了，我们再想一想，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谁组的队?谁派我们去的?是决策者。我说不来这个决策者是谁，但是我知道他下了一步高棋。

因为当时武汉的情况是混沌不清的，从发现疫情到我们去已经三周了，在科学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人类对新发的冠状病毒认识不清楚，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暴露的不充分，它经历了一个从环境到人的过程，一开始接触的是被污染的海鲜产品也好，穿山甲也好，竹鼠也好，感染到人以后，我们把密切接触者隔离了，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二代病例，它的传播性强还是不强?另外，它的症状到底严不严重?早期判断症状的话，似乎不比往年冬天出现的病毒性肺炎严重。到底应该怎么办?还在探索。随着时间的进展，它的传染性一点一点暴露出来，但是大家的观念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要继续观察下去?我觉得一步高棋就是调集高级别专家组出现在武汉。

2020年1月18号下午3点，我接到通知，要求当晚赶到武汉。我们到武汉都是深夜了，第二天早上大家6个人互相见面才知道彼此，甚至我和中心主任高福见面后，我才知道有他，他才知道有我。

我们在那儿工作时间虽然不长，考察时间不长，但是高级别专家组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大声疾呼：疾病是人传人的，而且进入了社区传播，不要犹豫，不要争论了!防控!这就彻底结束了过去的混沌状态，统一了专家、行政管理人员、媒体人和老百姓的认识。

怎么应对形势?2020年1月20日，高级别专家组上午面对国务院的主管领导，下午面对全国媒体，又提出来武汉人能不出来尽量不要出来，外地人能不进来尽量不要进来。我很荣幸，是我代表专家组发出这个声音。

我们做公共卫生的人，都清楚疾病是如何流行的。我们看的不光是有多少病人感染，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疫情发展这么长时间了，有多少人已经暴露了但还处在潜伏期，有多少人刚度过潜伏期，有点症状却没有去就诊，有多少人就诊了但没有被诊断，以及还有多少人被诊断了还没有报告，因为当时新冠还不是法定报告传染病。

另外，我们深知1967年中国有一个悲剧，红卫兵“大串联”诱发了流脑的全国大流行，导致全国300万人发病，16.4万人死亡，主要是青少年。当时因为免费乘车、住宿和吃饭，全国红卫兵都出来了。火车上下三层，行李架上、地下都是人，挤得密密麻麻的，结果传染病一流行，造成了这一后果。

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危险性告诉国家领导人，告诉社会。建议提出后，隔了一天中央就决定武汉封城，23号实施，而且实施得很坚决。

当然，这是一次很悲壮的封城，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武汉人民辛苦了。这是一次没有预案的封城，武汉人的衣食住行都被颠覆了。封城以后，疫情没有马上结束，而是还在武汉快速传播，但是已经传不到外地去了。2020年3月18号，武汉首次报告无新增确诊病例，取得了胜利。

《Nature》杂志9月份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外学者联合研究武汉封城》指出，武汉如果再晚封城一周就是3个武汉，如果晚两周，都是7个武汉，如果晚三周，就是18个武汉。我们可以想想，一个武汉就够我们招架了，远远超出武汉自己能够承受的能力，调动了全国1/4呼吸科、感染科、急救科的精英。

所以，这又是一次科学家和决策者的互动。我们国家为什么能够比西方国家做得好?关键是科学受到尊重，科学家受到尊重，而且我们的决策者非常睿智，能够及时采纳建议，执行地非常坚决果断，把中国的体制优势发挥得非常彻底。

现在想起来也有一点后怕，因为中国的基础医学底子太薄弱了，临床的容量相当小，比较西方国家，我们的ICU、负压病房容纳量小得多。如果我们出现像美国这样的情况，情况会比他们严重得多。我们做到了预防为主，做到了关键战疫的早期战疫的胜利，早期战疫胜利后，我们就有机会对再出现的病例清零。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像西方国家，哪个国家清得了零?他们在疫情走势高位下不得不复工，不得不活动，形成了恶性循环。

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与新冠斗争的第一阶段战疫，人类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与病毒做斗争，中国在大国里面肯定是做得最好的。第二阶段战疫从现在起开始疫苗接种，到人类获得免疫，估计这段时间还要长于第一阶段，恐怕发病死亡人数要远远超过第一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因为中国有双重优势，第一个优势，举国体制的优势。第二个优势，中国疫苗走在世界前面。我相信只要我们自己不麻痹大意，那么全世界第二阶段抗疫的胜利首先是属于中国的。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