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被诉 美国教育第一大案开庭！“用魔法打败魔法”能让亚裔年轻人未来可期吗？

近日，堪称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第一大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

被告之一是赫赫有名的哈佛大学，之二是同属知名大学之列的北卡罗莱纳大学。

这已经是哈佛被这场官司缠身的第8年了，8年来，哈佛已经花费了2700万美元的律师费。而原告在经历了两次败诉以后，也越挫越勇地上诉，至今也花费了800万美元的律师费。

那他们究竟在争什么，要争到美国最高法院呢?

原告的控诉理由很简单，但非常严重。原告大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 SFFA)认为，哈佛在招生录取的过程中涉嫌种族歧视。

具体地说，就是原告认为，哈佛大学在招生录取时，故意为亚裔设置录取的人数上限：

-提高亚裔的录取标准，比如亚裔的SAT平均分比非洲裔高100多分;

-故意给亚裔打低分，让他们“不够格“，比如在“个人评分”(Personal Rating)上，亚裔的评分普遍比白人低;

-平权本意是对种族一视同仁，不得因种族身份而故意剥夺他人工作、生活、教育机会，哈佛大学却损害了亚裔的权益，来“弥补“非洲裔和拉丁裔。

对美国情况有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种族平等”几乎可以算是美国的政治正确，各行各业也都suicide严肃对待，力求平等。

如今，作为格外强调多元化以避免种族歧视的世界一流学府——哈佛，居然可能戴上“种族歧视”的帽子，这罪名要是落实了，等于是给一众美国精英大学，甚至精英文化一记重拳。怪不得哈佛大学不惜花费重金也要在法庭上据理力争。

原告这种清奇的思路，也带来了不得了的影响。此前，在美国呼吁少数族裔权益的以非洲裔居多，亚裔几乎总是沉默的。但因为这个案件，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有越来越多的亚裔年轻人为自己的群体发声。

这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博弈会走向何方，尚未有定论。不过根据业内人士分析，哈佛大学即便此前已经胜诉两场，最终也很可能会败诉。届时，“平权”这个概念将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如果SFFA胜诉，那往小了说是保护了亚裔美国人上大学的权益，往大了说则涉及到美国各行各业的用人，或许还有其他国家亚裔的处境，甚至是亚洲人在国际上的影响。

而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平权”这种近乎美国底层逻辑的思维态度可能也会有新的解读，或变化，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都会被辐射。

“用魔法打败魔法”，

哈佛在法庭上竟被怼得无言以对

从2014年至今，“哈佛录取不公”这场案件已经有8年了。在2019年和2020年，哈佛都获得了胜诉。但原告SFFA并不气馁，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是双方的最后一次机会，一锤定音以后，不能再提出异议。

别看SFFA前面已经有两次败诉，在最重要的最高法院审理这一环，却有着很多“恰到好处”的优势。

其一，受理这个案件的九位法官多数属保守派。

其中有四位女性、两位非洲裔、一位拉丁裔，其多元化堪称美国历史之最。但其中有六位都属于保守派，三位大法官是由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的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们在法庭上，对哈佛采用的“平权”政策，以及坚持多元化的意义提出了诸多质疑。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疑惑，特定族裔的申请人是不是必然能贡献区别于其他人的视角。他提出自己的假设：“假设一位黑人申请者的观念倾向非常接近白人申请者，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还得到了校友子女优待。按照哈佛的体系，他是不是还能因为是非洲裔再得到优待?”

哈佛大学律师Seth Waxman回应称，不是所有非洲裔申请者都能得到优待，种族偏好的影响其实很小。

“那么，本案中也是只有一点点种族歧视。” 首席大法官这样回答。

其二，“录取时种族歧视“这种案件有胜诉的先例。

2003年，Gratz状告密歇根大学在录取时存在种族歧视。在判决中法院认为，密歇根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在录取过程中使用了一套积分系统，被认为代表人数不足的少数族裔申请人(换言之，也就是大学觉得没招够)可以获得20分加分。

最高法院认为，基于种族的打分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而“代表人数不足的少数族裔“这个标准不足以达到严格审查的标准。因此Gratz胜诉。

值得注意的是，同年Grutter也以同样的理由状告密歇根大学。但法院认为，涉案的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在招生时，并不独因种族就给申请人加分，而是附带了其他考察因素，因此判Grutter败诉。

所以，“单独因种族身份就给予学生区别对待”是原告的重要论点。

根据哈佛的资料，2000届-2017届哈佛录取学生的SAT平均分，不同族裔有着明显的差别：亚裔1534分，白人1490分，拉丁裔1436分，美洲原住民和夏威夷原住民1424分，非洲裔1408分。

SFFA还披露了哈佛的“个人评分”系统，分为“学业”、“课外”、“运动”、“个性”和“综合”五类。评级最低为6级，最高为1级。

在“个性”这一块，有29.6%的白人得到1级或2级，获得这两个评级的拉丁裔为 34.21%，非洲裔为 46.97%，但只有22.2%的亚裔能够获得这样的评级。身为校友的面试官给白人和亚裔的个性评分不相上下，但招生办公室常常连亚裔申请人的面都没见就给出了所有种族里最低的评分。

大法官小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也多次向哈佛大学律师Seth Waxman提问，哈佛的“个人评分”制度是不是大学为了暗中将亚裔学生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而采用的手段，还是哈佛真的认为亚裔学生缺乏勇气和好奇心?

但Seth Waxman几次都对此避而不谈。

其三，原告控诉哈佛的“多元化”是假的“多元化”。

教育多元化(diversity)是哈佛坚持平权政策的核心理由，也是几十年来最高法院允许考虑种族的唯一理由，尽管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其实是禁止在录取时考虑种族的。不过教育多元一直让种族偏好成为了教育中的特例。

但这一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大多不再允许，美国高校把追求多元作为种族偏好的充分理由。

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说，父母送孩子上大学是为了学习，“把他们送去那里不见得就是要玩得开心或者感觉良好，而是为了学习物理或者化学或者任何他们在学的东西。”

原告SFFA的观点直接且犀利，认为哈佛大学的“多元化”是假的“多元化”。他们表示，哈佛大学在录取方面，除了种族，哪里都没有实现多元化。《纽约时报》曾刊登过哈佛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15%来自收入头部1%的家庭，67%来自收入头部5%的家庭。

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也提出疑问，哈佛大学是不是真的致力于在各个方面都追求多元化?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把宗教信仰和种族区别对待?”

还有大法官在听完多元化的好处之后，更希望学校能够给出教育多元化的准确定义和具体评判标准。

大法官小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和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则说，种族分类通常必须满足最苛刻的司法审查形式，但评估多元化是否达到目标却很难衡量。

而为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纳大学辩护的律师，并未能提交实证检验的标准。

用美国的方式争取在美国的权力，

亚裔不再做沉默的羊羔

这场旷日持久的案件，不仅有法庭内的辩论，更是在庭外掀起了舆论的波澜。对在美亚裔来说，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了更多人愿意站出来发声。

在不少报道中，也有教育专家提到，很多一代的亚裔移民，没有平权的意识，没有发声的习惯。长久以来，亚裔似乎总是美国社会中比较沉默的群体。

比如，在《纽约时报》上常能看到其他族裔的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哥伦比亚大学语言学家John McWhorter就站在非洲裔的角度上，支持取消平权政策。他认为，让不够资格的非洲裔、拉丁裔学生入学，他们很可能会因为学习压力太大或学习能力不够而辍学，未必是好事。

他还指出，“多元化的任何好处充其量只是辅助性的”。更多知识性的内容并不需要多元化的环境，比如学习西班牙语的不规则动词，或者是经济学的基础知识。所以，“不值得将多元化作为制定招生政策的基础”。

如今，为哈佛录取不公案发声的亚裔也经常发声。虽然他们观点不同，但声音响亮。

反对平权政策者有之。

根据报道，在最高法院开庭前一日，人们上街反对平权政策和种族歧视。就有男子举高举“修复K-12不要让亚裔当替罪羊”的标语。

哈佛2024届的Eliot House应用数学专业学生Marissa Li则认为，学生成绩差距的原因是经济隔离，而不是种族。Marissa Li在《哈佛深红报》上撰文表示，社会经济多样性应该在大学招生中被优先考虑。

“在公共教育系统资金不足的芝加哥南部长大的非洲裔学生，将拥有与在夏威夷顶尖私立学校就读的非洲裔学生截然不同的经历和成就能力。”

支持平权政策者亦有之。

比如哈佛2025届学生Chelsea Wang曾有在中国上学的经历 ，但在美国上高中以来，她对平权的态度也从旁观转为了积极支持。她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把平权政策描述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零和游戏。

“如果法院宣布平权政策非法，那哈佛大学的白人学生人数将会是亚裔学生人数的三倍，废除平权政策只会伤害处境不利的亚裔。”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Jennifer Lee更是亚裔美国人领域的研究专家。她在《纽约时报》发稿称，K-12的学校和老师实际上可能因为种族，给亚裔提供了鼓励。

在对洛杉矶162名成年亚裔、拉丁裔、非洲裔和白人采访后，Jennifer Lee发现了对亚裔的“刻板印象期待”——老师认为他们聪明成绩好且品行端正，有时就会将成绩不好的亚裔学生安排到竞争激烈的优生班中，包括荣誉课程和先修课程，这也可能成为有竞争力的大学敲门砖。

而早在今年2月，华人权益促进会(CAA)也在自己的官网上发布了一则声明，表示与亚裔法律保护和教育基金(AALDEF)联合其他31个亚裔团体一起成为支持哈佛大学有种族意识录取的非当事人意见陈述。

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亚裔，当然其中也有华裔，都开始“觉醒”，并真正行动起来，用美国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利。

如果没有平权政策，

亚裔也许不再做“替罪羊”

鉴于哈佛被不少业内人士看衰，一个不再采用平权政策的美国教育圈会是什么样，可能已经需要大家来提前想象了。而除了教育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改变还会涉及就业求职、社会生活，甚至是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申请。

01

美国大学或采取更全面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SFFA控告哈佛歧视亚裔这个案件本身，似乎就在推动亚裔获取教育权益。

2014年哈佛被起诉，2013年哈佛新生中亚裔的比例仅为19%，而随着案件进展，哈佛的亚裔新生比例也逐年上升，近年来一直在26%左右徘徊。

根据哈佛自己的数据，自2000年以来，每个族裔的录取率都在不断接近哈佛的总录取率。即便是很多人认为获得了优待的非洲裔和拉丁裔也是如此。

另外，许多大学也真的在认真考虑推出新的中立录取政策。

比如旧金山大学教育学院前院长、教育政策专家Kevin Kumashiro在CNN的访谈中就提到，很多因素值得被纳入考量，“比如地理、社会阶层、学校类型等因素，它们也可以帮助学校保持种族多元化。”

而白人申请者占到70%的ALDC(指运动员、校友子女、院长的兴趣清单和哈佛教职工子女四种申请渠道)会不会迎来改变，只能说犹未可知。但如果这次哈佛败诉，或许也能为ALDC改革提供一个思路，毕竟《卫报》的作者就曾评价，ALDC就是种族化的。

02

亚裔或许能重获中小学的众多席位

在过去几年，美国不少地区的优质高中都因为平权运动，将考试入学改为抽签入学。在美国的华裔家长也表示，感觉优质的学校都在试图把自己的孩子拒之门外，即便孩子自身很努力，也还是难以抗衡学校选拔上的歧视。

弗吉尼亚州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的亚裔家长就组成了“Mama Bears”的联盟，专为亚裔孩子争夺原有的权益。他们甚至已经在法庭上获得了胜利，斗争思路也和SFFA状告哈佛如出一辙。

大约 200 人抗议弗吉尼亚州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取消择优录取

当时，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的校长发出了一封呼吁信：“希望高中能过够在学生族裔上更加体现当地的人口组成，推动社会公平。” 该县亚裔人口仅有20%，而校内亚裔学生高达70%，于是学校经过一套不涉及种族的“全面考察”制度，使得亚裔学生降到了54%。

而亚裔也是唯一一个比例降低的族裔，这让妈妈们愤怒了，随后就将学校告上法庭——称学校设计了一个充满歧视的选拔系统。

在法院获得胜诉后，亚裔家长们争取权利的热情也越发昂扬。越来越多的亚裔家长克服文化障碍，站出来成为了“熊妈妈”、“熊爸爸”。

如果，SFFA能够胜诉哈佛大学，那么对全美的亚裔家长或许都会是一种极大的鼓舞，让他们更有行动力去争取亚裔在中小学的教育机会。

03

亚裔的“竹子天花板”也许也会被打破

除了教育领域的利好，对亚裔来说，职场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或许也会变得“未来可期”，而不是“遥遥无期”。

毕竟，如果SFFA胜诉，那么他们博倒的是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不单单是一所大学，在更大的意义上，还代表着美国的精英文化。在美国各界，都能看到哈佛的毕业生。就连本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都有不少就是毕业于哈佛的。

当备受敬仰的哈佛大学，在种族问题上被判有问题，那么社会其他方面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对亚裔有形或无形的限制，也有了拿出来争论的先例。

最先能想到的就是就业层面，“竹子天花板”已经是公认的亚裔职场困境。美国企管中的不同种族占据各自位置的结构如同金字塔，大部分亚裔处于底端，少数处于中间管理层，进入更高领导层的屈指可数。

如果这次的哈佛案件能够开启一个先例，那么亚裔想要在职场上获得更平等的地位，应该也会有改变的方向。

04

中国留学生或许会迎来利好消息

在留学方面，这个案件的影响也有的说。根据美国国际学生事务协会NAFSA中国专委会主席陈航的预测，哈佛如果败诉，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或许会带来留学方面的利好。

试想，如果在录取时不再因为亚裔身份处于劣势，那么大学、招生官就不能再对亚裔学生的闪光点视而不见。对待来自亚洲的留学生，这样的评价态度也是有利的。

就拿加州理工来说，这所大学就没有采用平权政策，其亚裔学生比例高达40%。如果其他顶尖大学也和加州理工一样，那么亚裔学生比例升高，应该是个较为确定的结果。

包括前面提到的“校友子女”等录取渠道，如果那些渠道被重新审视，那么对国际生来说，不管是学校对自己的评价，还是录取名额，或许都能有更多机会。

最后，把时间拉回到2003年，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中，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写道：“我们预计25年后在大学招生中不再需要使用种族偏好。”

这个观点在当时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很多人都认为平权政策只是阶段性的急救药，美国教育界会找到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式，也会推动达成社会公平。

如今，离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说的只剩6年时间了，我们期待这场判决的结果，也期待能带来有利的改变。